我舅舅家的客厅里有架屏风，紫檀木的，据说是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。屏风上绣着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的局部，人物面目早已模糊，倒是那些宴饮器具的轮廓，在昏黄光线下显出些微光泽。舅舅退休前在国营厂管后勤，如今主要工作是保养这屏风——每周二用软布蘸特制油膏，顺着木纹擦拭，手法之虔诚，堪比寺庙里擦拭佛像的老僧。
去年除夕，我去送年货，看见他端坐屏风前，平板电脑支在膝上，正看着某场跨年演讲。屏幕里的先生讲到激动处，手臂挥得像交响乐团指挥。舅舅忽然“啧”了一声，不是赞叹，倒像是古董商看见赝品时的条件反射。
“这人，”他指着屏幕，手指在空中悬停片刻，“像极了当年厂里来的技术顾问。”
我等着下文。舅舅关掉视频，起身从多宝格里取出一只锦盒。盒里躺着本蓝皮笔记本，纸页泛黄，是1987年的工作日志。他翻到某一页，上面用蓝色钢笔工整写着：“十一月三日，北京张工来厂指导，言：革新之道，首在观念革新。”
“同样的配方，”舅舅说，“只是从前叫革新，现在叫迭代；从前叫观念，现在叫认知。”他把笔记本放回锦盒，动作轻柔得像安置一只睡着的猫。
一、屏风后的江湖
舅舅的家底，藏在那些不轻易示人的物件里。除了紫檀屏风，还有整墙的《万有文库》影印本，1972年版的《辞海》，以及一抽屉粮票——他说留这些不是为了怀旧，是“给时间做标本”。这些物件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坐标系：横轴是物质传承，纵轴是记忆密度。
跨年演讲盛行后，舅舅开始做笔记。不是记观点，是记“观点出现的频率”。他有个牛皮封面的册子，用五种颜色标注：红色代表“危机提醒”，蓝色是“机遇预言”，绿色是“新造词汇”，黄色是“古典智慧现代化包装”，黑色最特别，标注的是“鼓掌时机”——他发现无论讲者说什么，只要句式变成“让我们……”，观众就会鼓掌。
“你看，”有次他指着册子对我说，“这和京剧的锣鼓点是一个道理。该叫好的时候，就得叫好，至于台上唱的是什么，反而不那么要紧。”
这让我想起他讲过的家族往事：曾祖父在晚清当过钱粮师爷，专门帮县太爷起草布告。布告的核心永远是三部分：现状很糟，老爷很忧，办法已有。所谓办法，通常是加税或征役。曾祖父的能耐在于，能把“加税”写成“纾困”，把“征役”写成“报效”。
“每个时代都有把坏事说好听的人，”舅舅擦拭着屏风上的一处划痕，“区别只在工具。从前用八股，后来用社论，现在用PPT。”
二、知识当铺的昼夜
我家附近曾有间当铺，红漆木门，石砌台阶。小时候常见有人抱着包袱进出，脸上的表情像被熨斗烫过——平整得看不出情绪。后来当铺关了，原址开了家书店，再后来书店变成“认知提升中心”。玻璃门上贴的标语换了三茬：最初是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后来是“学习成就未来”，现在是“重构认知底层逻辑”。
中心老板是我中学同学，姓赵。有次喝酒，他吐真言：“我这买卖，本质还是当铺。”
“怎么讲？”
“来的人，都是来当东西的。”赵同学掰着手指，“当初当金银细软，现在当初心、时间、注意力。他们把这些东西当给我，换走打包好的‘认知包裹’。区别嘛，”他抿了口酒，“从前的当铺明码标价，现在的不标价，叫‘投资自己’。”
赵同学的客户分两类。A类是企业主、高管，他们买的是“社交货币”——在饭局上说出“熵增定律”“非对称竞争”这类词，像亮出限量版手表。B类是年轻人，他们买的是“焦虑缓释剂”——仿佛听完课，就能跳过职场前十年，直接抵达财务自由。
最有趣的是复购率。赵同学说，A类客户复购率最高，“因为他们需要不断更新的货币版本，去年的热词今年就通胀了。”他电脑里有张曲线图，横轴是时间，纵轴是“概念半衰期”——一个新造词从流行到过时的时长。2018年还能撑三个月，现在不到一个月。
“你看，”他指着屏幕，“这和时尚产业一样，人为制造过时，才能推动消费。”
三、怀才不遇的新形态
旧时有怀才不遇的读书人，现在也有，只不过形态变了。从前是在破庙里写“念天地之悠悠”，如今是在出租屋里录知识视频。我认识个小伙子，叫小林，历史系硕士，在视频平台讲《资治通鉴》。粉丝十八万，每月收入刚够交房租。
有天他来找我，说想做个实验。他准备了两套内容：一套是正儿八经讲楚汉相争，考据详实；另一套叫《刘邦的职场心法：从亭长到CEO的六步》。后者是他编的，把历史人物全塞进现代管理学术语里。
“您猜哪个播放量高？”他问。
我知道答案，但还是让他说。
“心法那个，是正经讲的二十倍。”小林笑得有点苦，“而且有公司找我做企业培训，课题是‘向李世民学团队建设’。”
这让我想起舅舅说过的一个词：“认知易容术”。把老东西化装成新样子，是门古老的手艺。唐朝的传奇小说，很多是把前朝轶事换个名头重新讲；明清的戏曲，翻来覆去还是那些才子佳人。变的只是妆容和唱腔，骨头还是那副骨头。
小林现在全职做“历史职场化”内容。上次见他，他在研究《西游记》，课题是“孙悟空如何从刺头员工成长为项目经理”。他说这是市场需要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“今天下雨要带伞”。
四、仪式与幻觉的配方
跨年夜那天，舅舅让我陪他去个地方。车开到城东新区的会展中心，灯火通明如白昼。广场上立着巨大的倒计时牌，电子屏播放着往届演讲的精华片段。人群从地铁口源源不断地涌出，手里举着荧光棒，脸上有种朝圣者的光。
“你看他们的眼神，”舅舅站在远处抽烟，“和以前庙会抢头香的人一模一样。”
我问有什么区别。
“头香求的是神佛保佑，这个求的是‘认知保佑’。”舅舅弹掉烟灰，“怕被时代落下，怕错过什么秘籍，怕别人都知道就自己不知道——这是现代人的三大怕。”
我们没进场，在对面咖啡馆的二楼坐下。透过玻璃，能看见会场里的光影变幻。每当掌声雷动，隔着双层玻璃也能听见闷雷般的回响。舅舅拿出他那本标注册，在“鼓掌时机”那栏又画了几笔。
“其实我最佩服的，”他合上册子，“是这种活动的时间设计。四个小时，正好是人类专注力的临界点。短了不值票价，长了会疲惫。中场休息卡在注意力下降的节点，结尾一定要在零点前后——新旧交替的时刻，人最容易感动，也最容易买单。”
咖啡馆的音响在放钢琴曲。舅舅听着，忽然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现代人需要这么多‘认知产品’吗？”
我摇头。
“因为真正的思考太累了。”他望向窗外，“思考就像爬山，累，还可能迷路。买这些课程，相当于坐缆车——你觉得自己到了山顶，其实只是到了个观景台。真正的山，还在那里，没动。”
五、百年后的考古难题
回家的路上，舅舅讲起他看过的一篇考古论文。说的是唐代遗址里发现大量佛经抄本，但经卷旁常有骰子、酒具。学者的结论是：那会儿的人，可能一边念佛一边赌博。
“你说，百年后的考古学家挖出我们的硬盘，”舅舅看着车窗外流动的霓虹，“发现一边是《如何深度工作》的教程，一边是让人上瘾的短视频算法；一边教人断舍离，一边用大数据刺激消费欲望——他们会怎么想？”
我想了想：“可能觉得我们精神分裂？”
“不，”舅舅笑了，“他们会说，这是一个过渡期文明的特征。就像人从爬行到直立，中间肯定有个姿势难看的阶段。”
车经过那座“认知提升中心”。夜里十一点，灯还亮着，玻璃窗上贴着巨大的人形剪影，旁边一行字：“成为更好的自己。”
“每个时代都有关于‘更好’的定义。”舅舅说，“魏晋时是服五石散，唐朝是写诗，宋朝是焚香点茶，明朝是造园。现在是——买课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有趣的是，定义权越来越集中了。从前是分散的，竹林七贤各自‘好’得不同，现在是一个产业在告诉你什么叫‘好’。”
六、屏风上的哑剧
元旦下午，我又去舅舅家。他正在给屏风上油，动作慢得像电影慢镜头。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，照亮空气中的微尘，也照亮屏风上那些模糊的人脸。五百年前的夜宴，静默无声地悬在二十一世纪的客厅里。
“我想明白了，”舅舅忽然开口，手里的软布停在半空，“为什么我要看那些演讲。”
我等着。
“就像这屏风，”他抚摸木质纹理，“它没什么实际用处，不能保温，不能储物，还占地方。但它在，这个空间就不一样了。那些演讲对我而言，也是屏风——精神的屏风。挡不挡风不好说，至少看起来，这面墙是体面的。”
他把工具收进漆盒，盖好盖子。盒盖上雕着云纹，磨损得厉害，有些地方已经平滑如镜。
“我父亲去世前跟我说，这屏风最值钱的不是木头，是‘承过光阴’。”舅舅坐下来，“现在的人不喜欢承光阴，喜欢‘跨越式发展’。三天学会Python，一周掌握思维模型，一个月重塑认知。光阴成了要打败的敌人，而不是要相处的朋友。”
窗外传来远处商业街的促销广播，隐隐约约的，听不真切。舅舅起身关窗，那些声音被隔绝在外，房间突然安静得能听见老座钟的秒针走动。
“其实挺公平的，”他坐回椅子，“从前有文化的劫匪叫侠客，现在有文化的商人叫导师。形式变了，本质没变——都是给迷茫的人指条路，至于路通到哪里，走的人自己负责。”
屏风上的韩熙载还在宴饮，举着永远喝不空的酒杯。舅舅打开平板，继续看昨晚没看完的演讲。讲师正说到：“在不确定的时代，我们要……”
我悄悄退出房间，轻轻带上门。关门声很轻，但还是惊动了玄关处的一串风铃，叮叮当当，像在给某个看不见的仪式敲钟。
楼下的便利店还在营业，门口立着新年促销的招牌。我买了瓶水，听见两个店员在讨论昨晚的演讲。一个说“收获很大”，另一个说“有些道理”。他们说话时整理着货架，动作熟练得像在给这个世界重新排序——把快过期的放到前面，新到的补到后面，永远保持一种新鲜的假象。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起舅舅擦拭屏风的样子。这个动作他已经重复了三十年，屏风没有因此变新，只是老得从容些。而那些追逐“最新认知”的人，他们的精神屏风，可能每周都要换一次图案——不是屏风需要换，是有人告诉他们，不换就落后了。
夜色渐浓，城市的光污染让星星隐退，只有各色电子屏竞相发光。那些光映在人脸上，变幻不定，像一场漫长跨年夜的后半场——兴奋劲过了，但仪式还得继续，因为离下一个新年，还有整整三百六十四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