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年轻时在云南插队，见过老乡如何对待一把传了三代的银壶。他们既不把它供在神龛上，也不舍得熔了打新镯子，而是每日用它温酒。壶身上有摔瘪的坑，有烟熏的痕，还有孩子用石头刻的歪线。老人说：器物活着，才传得下去。
如今我们得了件叫“春节”的遗产，证书烫金，来自联合国某个会议室。有趣的是，证书越亮，这遗产的脸色却越苍白。它像博物馆里被注射了福尔马林的标本，我们围在玻璃罩外指指点点——“看，这是守岁！”“瞧，那是祭祖！”声音在空旷的展厅里回荡，而标本自己，不会说话。就像我后来在城市超市里见过的“非遗年糕”，包装得比月饼还精致，价格标得让人心跳，可蒸出来的味道，远不如村里老人用柴火灶蒸的、带着点焦糊味的粗年糕有滋味。
一、遗产的悖论：活水与死水
听说明清人过年，有一套精细如钟表的流程。除夕上午要去坟前“请祖先”，仪式庄重得仿佛在迎接一位脾气很大的老爷子回家吃饭——烧三炷香，说句“爷娘，回家过年了”，回来把牌位往堂屋一放，摆上一碗祖辈爱吃的粥，一碟咸菜，就算妥帖。如今这套程序，怕是在大多数地方简化为微信家族群里的一串鞭炮表情，或是商家推出的“高端祭祖套餐”，摆上三牲五果，收你八百八百的门票。
有学问的人痛心疾首，说这是文化的断层。我倒觉得，这像极了那个银壶上的坑——使用必然留下痕迹，不用才会光滑如新。定为遗产这事儿，本身就透着荒诞。好比把一条河宣布为“世界遗产”，然后修起堤坝，划定水位，立牌写明“此乃正宗河水，符合公元2023年标准”。活水成了死水，我们却得意于保住了它的“纯粹”。
春节被供上神坛那天起，它作为活日子的那部分就在悄悄流血。我们庆祝的不再是冬尽春来，而是在表演“如何正确地庆祝冬尽春来”。村里老人说，以前过年根本没那么多糟粕，“女性不上桌”“强制磕头”那是地主乡绅家的规矩，普通人家过年，女人是厨房的主力，也是饭桌上的一员，孩子给长辈磕头是自愿的，磕了给块糖，不磕也没人说不孝。可我们倒好，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了，连“请祖先”的朴素思念、邻里拜年的真诚善意，都当成“封建余毒”一并扫进了垃圾堆。我怀疑祖先若看到央视镜头里那些标准化的笑脸，会纳闷：这群子孙，莫不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？
二、当仪式成为表演：导演与剧本
媒体（尤其是某些垄断性媒体）在其中的角色，颇似一个热心过头的戏曲导演。他们发现原本的戏本子散佚了，便自己动手补全，加了许多他们认为“应有”的唱词与水袖。于是我们看到电视里，天南地北的春节都长着同一张浓妆的脸：饺子必是元宝状，春联必是印刷体，团圆饭必在五星级酒店的镜头前，连守岁都成了对着摄像机的刻意熬夜。
他们忘了，真正的传统是外婆包饺子时随手捏的花边，是舅舅写春联时滴下的那点墨污，是全家挤在旧餐桌前筷子打架的喧哗，是除夕傍晚邻里互相送年货——张家送碗年糕，李家给把花生，不用客气，放下就走的热乎气。这叫作“萃取精华”，听起来像从矿石里提纯黄金。可文化不是矿石，它是土壤。你把所有“杂质”——那些偶然的、粗粝的、不合时宜的部分——都剔除后，得到的不是纯金，而是一把无法孕育生命的金沙。
祭祀时小孩偷吃供果，守岁时年轻人溜出去私会，拜年时邻里顺便蹭碗饺子，这些“糟粕”才是让传统有体温的微生物。现在我们消了毒，杀了菌，搞灯光秀把城市打扮得像浓妆艳抹的戏子，堆流量明星把春晚变成广告拼盘，搞“春节消费季”把过年等同于花钱，仿佛花得越多，年味越足。遗产干净得像手术室，也冰冷得像手术室，那些浅薄的拯救方案，就像给快饿死的人喂巧克力，看着精致，实则填不饱肚子，还可能噎死。
三、请回什么样的祖先：象征与真情
说到“请祖先”，这念头本身就很有趣。我们请的究竟是祖先的魂灵，还是我们想象中的祖先？明清人大概真相信祖宗会坐在那张空椅子上挑剔供品的肥瘦。现代人精明多了，我们明白那只是一种象征。问题就出在这里——当我们对象征太认真，就会开始计较仪式的纯度；当我们完全不信，仪式又沦为空洞的滑稽戏。
真正的传承，或许介于信与不信之间。像孩子们玩过家家，他们知道那是假的，却投入真的感情。我们不一定要把牌位从祠堂请回家，但可以在吃年夜饭时，给逝去的亲人留一副碗筷，听老人讲讲他们当年过年的糗事，说说家族里的老故事。我见过有户人家，每年除夕都搞“家族记忆会”，每个人说一件今年的收获，再讲一个祖辈的故事，孩子听得入迷，大人说得动情，这比那些花钱请人哭丧的祭祖仪式有意义多了。
祖先不是来接受跪拜的，他们是来参与这场家族记忆的叙事的。可惜，现在的叙事权，往往被一台摄像机劫持了。有人说实在不行，引进点外来的东西呗，基督的圣诞节、穆斯林的开斋节，不都挺热闹的？这话更是没谱。文化这东西就像鞋子，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，圣诞节、开斋节的核心与我们“敬祖团圆”的根儿不搭，再花哨也替代不了刻在骨子里的家族羁绊、邻里温情。就像有人觉得自己家的树长得不好，就想挖棵外国的树栽上，结果水土不服，两棵树都死了，何苦来哉。
四、种树与等凤凰：培育与共生
前几日与人闲聊，对方说了一句漂亮话：“慢慢植树种草吧，蟋蟀蚯蚓鼠妇回来，麻雀斑鸠回来，不要杀戮不要干扰，直到有一天凤凰回来。”这话救了这篇杂文。我们太急着看见凤凰，以至于把每只羽毛鲜艳的鸡都涂上金粉，赶上架去冒充神鸟。春节这只“凤凰”，如今正被迫进行这样的表演。我们该做的，是回去种树。
种什么树？种那些让文化自己能呼吸、能生长的树。比如，不要再试图定义“正确的”春节，而是让河南人继续熬他们的腊八粥，让广东人继续逛他们的花市，让东北人在冰天雪地里啃冻梨，让南方人蒸他们的年糕，北方人包他们的饺子。比如，允许年轻人发明新的习俗——电子红包算不算压岁钱？全家打游戏守岁算不算团圆？文化从来不是由“体统部长”创造的，它是由无数不守体统的人，在生活里瞎碰乱撞出来的。
蟋蟀蚯蚓，就是那些细小的、不登大雅之堂的实践：妈妈坚持手剪的窗花虽然歪斜，爸爸那副平仄不通的自创春联，朋友圈里七歪八扭的团圆饭照片，初一早上带着孩子给邻居送句“过年好”、换一把糖果的温情。先让这些回来。媒体该做的不是指导民众“应该如何”，而是架起望远镜，让民众看见彼此是如何生活的——你看，四川人这样过，福建人那样过，而那个留学生在公寓里这样过。这比一台精美的晚会，更能让人感到自己属于某个活着的传统。
至于官方，与其瞎折腾搞那些没用的，不如做点实在的：修缮一下城市里的老祠堂，给民间的老艺人提供点帮助，让他们能收徒传艺，把剪窗花、做灯笼、唱年谣这些手艺传下去；春节期间多增加点高铁班次，降低点返乡票价，让更多人能回家团圆，团圆是年味的基础，连家都回不了，谈何年味；少搞点商业促销，多宣传点民间的朴素年俗，把那些温暖的、真诚的过年方式拍出来，让更多人看到，知道原来过年可以这么简单，这么有温度。
五、遗产的新生：活着与使用
王小波若在，或许会这样比方：文化遗产像个球，我们越是紧紧握住，它越可能从指缝里挤出去；若是放在地上轻轻踢着走，它反而跟着你滚很远。春节的新生，不在于我们把它抢救得多么完整，而在于我们是否还敢、还能，把它当作一个寻常日子来对待。
允许它变丑，变怪，变得不伦不类。允许年轻人觉得它无聊，也允许他们忽然在某一年发现其中的趣味。允许它失去一些环节，也允许它长出新的枝桠。最重要的，是把它从世界遗产的玻璃罩里取出来，重新放回生活的泥土地上。那里有炊烟，有孩子的哭闹，有账单的焦虑，也有温暖的偶然性。
就像云南老乡的那把银壶，之所以能传三代，不是因为它被供奉，而是因为它每日被使用。壶底的酒垢，是它活着的年轮。春节也该如此。当我们不再讨论“如何拯救它”，而是自然地、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地，在腊月里开始期待妈妈做的年糕，在正月里开始嫌假期太短，在邻里的问候里感受到温暖——那时，遗产才算真正完成了它的新生。
它不再是一件遗产。它又变回了一个节日。一个我们自己的，可以糟蹋也可以热爱的，笨拙而鲜活的日子。就像那把银壶上的坑与痕，都是它活着的证明，也是我们传承的印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