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梯里的红黄蓝
写字楼的电梯是个奇妙的小盒子，每天中午十二点准时变成沙丁鱼罐头。我挤在里面，鼻子里全是外卖餐盒的油香、同事身上的咖啡味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——这焦虑一半来自迟到扣钱的恐惧，另一半来自电梯门打开时，涌进来的那片红黄蓝。
红黄蓝是外卖骑手的制服颜色，像三道流动的彩虹，更像三把插在写字楼日常里的信号旗，宣告着“懒人经济”的鼎盛时代。我曾无数次在这三色洪流里挣扎，看着骑手们抱着摞得比人还高的餐箱，小心翼翼地避开西装革履的白领，嘴里还对着对讲机喊着“马上到马上到，电梯卡了”。那时候我总抱怨，这些人把电梯占了，害得我迟到三分钟，全勤奖泡汤。直到后来跟人聊起外卖的猫腻，才发现这三色背后，藏着比电梯拥堵更荒诞的故事。
有回跟朋友吐槽这事，朋友说你别光嫌人家挡路，这些骑手挣的都是血汗钱。我说我知道辛苦，但平台不是说单均亏损几毛钱吗？朋友笑我天真，说那都是资本的障眼法，跟穿补丁裤子讨饭的地主一个德性。我起初还不信，直到细想才恍然大悟——那些互联网公司把高管的天价工资、技术人员的年薪、甚至公关的茶水费都算进外卖成本，最后哭喊着“我们亏了”，转头却靠外卖的流量养着整个帝国。这逻辑就像说，我养了条狗，每天喂它吃肉，然后把狗粮钱算到门口卖报纸的老头头上，最后说卖报纸这生意亏惨了。
骑手们可不管这些账本上的猫腻，他们只知道跑一单能挣几块钱，超时要罚多少。有次电梯里，我听见两个穿黄马甲的骑手聊天，一个说今天跑了五十单，腰都快断了，另一个说再跑两单就撤，昨天隔壁小区有个兄弟闯红灯被撞了，医药费都没处报。我听着心里发沉，这才想起那些平台宣传的“灵活就业”，原来灵活的是劳动关系，不灵活的是骑手的命。他们就像被算法抽打着的陀螺，在写字楼的钢筋森林里打转，而我们这些坐电梯的白领，就是抽打陀螺的人之一——用几块钱的配送费，买来了不用下楼吃饭的便利，也买来了电梯里的拥堵和骑手的奔波。
有人说这是中国特色，低人均时薪催生出庞大的外卖队伍，就像低成本劳动力撑起了整个制造业。这话不假，但更本质的是，资本捏住了时代的软肋。互联网公司像当年的炒房团一样，精明得骨子里冒油，他们吃透了政策的空隙，摸清了人性的弱点，用低价外卖圈住用户，用“灵活就业”规避责任，闷声发着大财，还天天对外哭诉自己过得多艰难。这种把戏，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玩法还多了几分本土化的狡黠，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倒也不算夸张。
有次我跟人聊起这事，对方打了个比方，说我们现在就像大航海时代的印加人，缺乏对资本病毒的抗体，而那些互联网平台就是带着病毒的西班牙人。这话听得我一怔，仔细想想还真有道理。平台的无序扩张就像病毒入侵，搅乱了就业市场，扭曲了价值认知，让本该体面的劳动变得廉价，让本该合理的成本变得扭曲。而国家的监管政策，就像医生在给病人挂水消炎，至于消炎之后能不能形成抗体，就得看治理者的脊梁硬不硬了。
如今电梯里的红黄蓝依旧每天准时出现，只是我再看那些骑手时，少了几分抱怨，多了几分复杂。他们的制服颜色依旧鲜艳，背后的故事却依旧沉重。我开始期待有一天，配送费能合理上涨，骑手们能有社保，能不用再闯红灯赶时间，电梯里也能少些拥堵。这期待不算奢侈，毕竟我们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便利，而是体面的劳动和公平的社会。
上周电梯里，我看见一个穿蓝马甲的骑手，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，慢慢喝着，没有急着看手机，也没有催促电梯。电梯门开了，他慢慢走出去，背影在走廊的灯光里显得很从容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或许所谓的抗体，就是从这样一点点的改变开始的——当资本不再肆无忌惮，当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，电梯里的红黄蓝，也能变成温暖的颜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