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从二道杠的嘴里，到光武帝的怀里》
我小时候，胳膊上挂过一种东西，叫二道杠。这东西不白挂，你要负责在别人不想扫地时说“劳动最光荣”，在别人算不出鸡兔同笼时说“学好数理化”。最高级的武器，是一句“有志者事竟成”。这话像把万能钥匙，能捅开所有抱怨的锁眼——你嫌作业多？有志者事竟成。你怕八百米跑？有志者事竟成。这话说了和没说似的，但配上二道杠的红杠子，就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油腻，像我妈逼我喝的中药汤子上浮的那层油光。
后来我学了英语，碰见一句洋话：“Where there’s a will, there’s a way。” 这话轻巧，像句绕口令。will是意志，way是路。合起来是说：有意志处，必有路通。我乍一听觉得真他妈有道理——路是走出来的，不是想出来的。你光在终点线那儿嚷嚷“成啦成啦”，管个屁用。
可咱中国的聪明人，老早就给这句洋话找好了坟，碑文刻得漂亮：“有志者，事竟成。” 六个字，斩钉截铁，把个活蹦乱跳的“找路过程”给钉死在“成功”的棺材板里了。这就好比把一匹野马套上鞍鞯，拉去给关老爷当坐骑，看着威风，跑起来却不是那个味儿了。
我去查这六个字的祖宗，原来是东汉的皇帝老儿刘秀，夸他手下的愣头青将军耿弇。那耿将军领着偏师，孤军深入，干了票大的。刘秀一拍大腿：好小子！当年你以为你说梦话，没想到真干成了！——这明明是个赌徒赢了钱后的狂喜，是个特例，是句惊叹。可到了后来写史书的范晔手里，惊叹号被拉直成了句号，成了条真理。再后来，真理从史书里溜出来，溜进私塾先生的戒尺里，溜进二道杠的嘴里，最后溜进我们每个人的脑壳里，硬得像块鹅卵石。
洋人那句话，说的是“有意志，就有路”，重点在“有路”。路可能宽可能窄，可能是柏油大道也可能是林间野径，但总归是条活路。这是一种干活的思维：别哔哔，找路去。咱们翻译过来，成了“有志者，事竟成”，重点猛地跳到“成”字上。这味道就全变了，变成了一种算命的思维：你只要有志，老天爷就得赏你个“成”。这简直像在跟老天爷耍无赖。
我总觉得，这种翻译的暴力，像极了文化上的“包办婚姻”。看见个洋概念长得眉清目秀，也不管人家乐不乐意，就硬给披上咱们祖传的凤冠霞帔，塞进花轿，吹吹打打送进祠堂。拜了堂，入了谱，从此就是咱家的人，得按咱家的规矩活。至于新娘子原来叫什么脾气、有什么念想，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族谱上又多了一笔光辉记录：看，这东西，咱们“古已有之”。
于是，一句关于“探索可能”的轻松箴言，在我们这儿，变成了一副关于“必须成功”的沉重枷锁。小孩子用它逃避思考，大人用它自我折磨。它不再帮你“找路”，只会在你找不到路时，跳出来抽你耳光，骂你“志”不够坚。这真他妈是个绝妙的讽刺。
王小波先生爱说，人活着，得有点“有趣”。我看这种翻译，就挺无趣。它把一种开阔的、探险式的思维，给圈进了成功学的羊圈里。羊圈里只有一条路：从“有志”的这头门，走到“事成”的那头门。至于羊能不能去看一眼山那边的草，能不能在河边溜达会儿，他们是不管的。
所以我现在，更愿意把这句话原样放在心里：“Where there’s a will, there’s a way。” 这话提醒我，世界的可爱之处，不在于有那么几条金光大道保证你跑到头领奖杯，而在于只要你真的想动弹，哪怕像只没头苍蝇，也能在玻璃上撞出条缝，看见点儿不一样的光。 这光是不是“成功”的聚光灯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那是我自己撞出来的。
至于二道杠和光武帝，就让他们抱着那六个金光大字，在历史的功劳簿上继续睡大觉吧。我宁可要一条自己踩出来的、歪歪扭扭的野路子。
